惠州城市化的腳步一日千里，不少古地名漸漸淡出市民的日常生活。如今，不少年輕人已分不清楚“府城”與“縣城”這兩個存在惠州千年歷史肌膚里的溫熱名詞。其實，“府城”就是歷史上惠州府治所在地，即今天從中山公園到金帶街的老城區域；“縣城”則是歷史上歸善縣治所在地，即今天惠陽高級中學初中部周圍的老城區域。如今，一些住在橋西的“老惠州”到橋東去，還會說“去縣城”。口耳相傳中，道出惠州這座城市的歷史記憶。

　　惠州府城自古有“華南天塹”美譽

　　惠州府城，位于東江、西枝江、西湖所圍的陸地上，明代葉萼在《全湖大勢記》云“郡城三面濱江，一面臨湖以為險”，自古有“華南天塹”之美譽。歸善縣城則位于府城以東，明代張萱在《歸善縣修城記》亦云歸善縣治所在地“帶山礪河，襟江環海，蓋稱天塹”。

　　歸善縣作為惠州府的附郭縣，卻沒有處于府城之中，而是中間隔著水東街與東新橋，相距約一千米。這是中國城池營建史上少有的附郭縣城脫離府城，且兩城相距甚遠的城市格局，今人美名曰“一街挑兩城”。

　　作為古代城市的見證，城墻最具發言權。地處粵東門戶的惠州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城墻自然少不了。歸善縣城的修筑，也是這滾滾歷史洪流中的滄海一粟。盡管僅僅是當局的“例行公事”，但歸善縣城的修筑，對惠州城市面貌的雕刻，無疑是深遠的，此舉影響了今天的惠州市區的布局。歷史與現實，總是在微妙之中完成交接。

　　歸善縣自南朝時期建置后，縣治先是設在白鶴峰之下，唐宋以前并無城池。元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因盜寇頻發，遷入惠州府城譙樓之左。此后的明永樂、正統、正德年間，當政者對歸善縣署分別進行了重修和改造。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，歸善知縣何世祺進行增修，到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知縣胡位重建。這一時期，歸善縣衙的中間為正堂，后為后堂，作為幕廳，右邊是耳房庫廳，左幕廳側是知縣住宅，次為主簿住宅，右耳房側為縣丞宅，次為典史宅。東西依次各有六個房，祠獄俱備。大門外有申明、旌善二亭子。這種建筑形制，是封建制度的典型縣衙。

　　明嘉靖年間，嶺東地區遭受前所未有的寇亂，惠州府首當其沖，水東街居民區因無城池可守，最易遭到劫掠。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嶺東寇首花腰蜂伏誅，社會局勢稍稍安定。這一年，惠州府生員劉確、鄉民黎俸等請建東平民城以防守地方。清光緒《惠州府志》對劉確如此評價：“確有心計，知天文，制渾儀甚巧，軍門重之。其倡筑東平城，上而具呈府道，下而勸募鄉里，勞苦備嘗，數年始克成功，至今賴之。”東平民城至萬歷三年（1575）才建成，前后耗時十年之久。在此期間的隆慶二年（1568），叛將周云翔勾結倭寇，由平山進攻府城，途經水東時“席卷東平男婦，俘貲財，沒廬舍，焚殺……二百人”。經此一役，筑造東平民城顯得更為迫切。

　　一座城池利于維護水東街地方安全

　　東平民城的興建，軍事防御是其外因，經濟發展則是內因。至明代中晚期，水東一帶已相當繁榮，東新橋、水東街皆是重要墟市。明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廣東兵備副使方逢時因征寇來到惠州城，至通衢，嘆曰：“東路要區也，人民殷富，不可無城，遂使議城之。”更典型的例子是嘉靖四十四年惠州城發生了一起“兵叛掠東平”的大事。清光緒《惠州府志》記此事曰：

　　（俞）大猷以白頭兵八百人駐東平，而身往軍門請事。兵居停久，窺見東平人家蓄積垂涎，一夜焚劫之，八百兵人人挾貲至重不能舉。次日民爭入城，亂兵館谷一月。大猷歸，東平多士壅罵之。大猷下車揖，既而斬亂目三人以謝惠人，以為有度。

　　從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，居住在東平一帶的百姓是比較富裕的，因此亟需一座城池來維護地方安全。東平民城建成后，“然不屬之官而屬之民，草創圖基，僅作土墉，無環堵以為守御”，形制上顯得單薄。剛剛走馬上任的歸善縣知縣林民止，認為“府當鵝山正脈，縣折其支，既無專氣，四高中下，又墊洳澤”，欲將歸善縣署遷回白鶴峰，此舉得到了惠州知府李畿嗣的贊同和大力支持。巧合的是，萬歷四年（1576）歸善縣署正堂圮毀，這為林民止遷縣治提供了一個契機。

　　萬歷五年（1577），林民止著手搬遷縣治。唐宋時期的歸善縣故址“幾蕪沒民間，不可復識”，選址之地為利、嚴兩姓所有。林民止以銅錢五百緡征得利姓土地，這大概是惠州歷史上有文獻記載的首次政府征地補償。讓林民止意料不到的是，嚴氏對政府的“給價”“不愿赴領”，只求“免子孫人丁雜派”而已。對此，雍正《歸善縣志》的修志者葉適贊嘆道：“嚴奉公先朝聚族東平，萬歷三年捐通族祖居為縣署地……不受公家之直，義矣！”

　　土地的問題解決后，萬歷六年（1578）七月正式興建縣署，于十二月竣工，東平民城由此變為官城。據明萬歷《惠州府志》記載，官城“高一丈六尺，周圍闊一千零五十丈，雉堞一千五百六十五。為門四，東曰輔陽，南曰龍興，西曰通海，北曰娛江，關二，便門二，窩鋪九”。從現在的地圖來看，東城門為輔陽門，今惠新東街口；南城門為龍興門，今永平路北段對出西枝江邊；西城門為通海門，今惠新西街口的西門口；北城門為娛江門，今和平直街近東江邊。兩便門分別稱便門仔和水門仔。

　　龍興門在建城之初名為“兆禎”，原位于歸善縣學宮之沖。萬歷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惠州知府程有守、歸善知縣鄧鏕稍改向東。時年66歲的惠州著名三尚書之一的葉夢熊在《歸善改建龍興門記》中詳細記載了這一變遷：“是歲春日始事……閱數月告成”，同時又描述了當時龍興門一帶的自然風光：“水自西江（西枝江古稱）而下，汪洋停滀，萬頃如練；天馬諸峰，積黛飛翠，繚繞屏列。”由此可見，當時橋東一帶依托城墻之勢，還是歸善古城一大景觀。

　　明末清初，歸善縣城墻得到歷代惠州知府和歸善知縣的重修。明天啟四年（1624），歸善知縣王宏“始為之修女墻，高雉堞，視昔民城，稍增什之二三”。崇禎七年（1634），歸善知縣陸自岳為抵御倭寇，捐俸加固城池，使縣城城墻“垣高九仞，雉聯百里”，張萱為此撰《歸善縣修城記》盛贊陸自岳，認為“眾心成城”的歸善縣城是一座“靈城”。

　　《惠景全圖》完整展示惠州古代“一街挑兩城”格局

　　繪制于明崇禎四年（1631）的《惠景全圖》，完整地展示了惠州古代“一街挑兩城”的獨特格局。在這幅圖里，城開四門、城墻包裹的歸善縣城形似烏龜，在東江與西枝江的環繞中，被東新浮橋牽引，西向惠州府城游去。

　　至清代，清朝歷代官員曾八次大規模修葺城墻，其中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時，因縣城“歷來瀕臨大河，北門正當東江之沖，水勢直逼城根，城垣馬路多被淹浸傾塌”，故時任歸善知縣的章壽彭曾“捐俸480余兩”雇工匠加固城根。

　　據史料所載，最后一次修筑縣城城墻是在清咸豐五年（1855），當時城墻“西與府城對峙，中隔一水，通以浮橋”。經歷過太平天國運動戰火之后，縣城城墻開始走向沒落，城垣多次受洪水侵襲而崩破多處，但官府再也沒有修建。

　　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橋東，有著眾多大大小小的湖塘，據說這與當年修建縣城城墻有關。從舊版《橋東志》中所收錄的《明清時期歸善縣城示意圖》可以看到，城墻內有塔仔湖、鐵爐湖、沙屋塘，城墻外則有上板塘、下板塘、東湖等。據統計，當時縣城的湖塘總面積達19.8萬平方米。這些湖塘的形成，據考證極有可能是在明萬歷年間開始，縣城四周筑城墻時取土燒磚所致。明代城墻四周約長1850米，墻高約6.3米，城墻的長度為俗稱“縣城三里七”，可想而知筑成必須大量磚塊。為盡快筑城，官府全部就近取泥燒制，大規模挖土的結果自然就形成了縣城星羅棋布的湖塘景觀。據一些老者回憶，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橋東，在下板塘西南面沿西枝江一帶，以及新民前、后街等有多處磚窯和爐窯，這些行業的經營者有的是直接取土于下板塘的。由此可見縣城燒磚、燒爐行業由來已久，似乎可以說明縣城眾多湖塘的成因了。

　　城市的建設導致縣城湖塘消失，而城墻的湮沒絕非這么簡單。在狼煙四起的年代，城墻就像一把雙刃劍，要么據險抗敵，要么反被敵人所用成為割據一方的屏障。在這兩難之下，老城墻最終難逃厄運，成了一個時代的犧牲品。

　　東征結束后，省城惠州同鄉會聯名呼吁政府盡快拆除府城城墻，以免再次被人據為天險割據。據史料所載，1935年時縣城城墻南門就被拆去，以便惠平公路通車。1939年劉秉綱任惠陽縣長時，成立“拆城委員會”，將縣城城墻大部分拆除，取磚建“聲華戲院”（原東江電影院），大部分磚則被運回其家鄉水口青邊建屋。縣城城墻基本拆平后，僅僅保留了幾個城門，而有的段落則被改筑道路，如現在的永平路。

　　城墻的湮沒絕非這么簡單，將歸善縣城城墻在地圖上抹去的罪魁禍首，除了人為的拆除，還有連年不斷的戰火。1938年和1941年，日軍兩次入侵惠州，縣城受災最為嚴重，水東街大量店鋪被燒毀，城墻也屢屢被炸毀，與歸善城墻相連的白鶴峰東坡祠也在日軍的轟炸中坍塌。

　　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，新的造城運動開始，在現代化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橋東老城，樣貌漸漸模糊。支離破碎的歸善縣城城墻，最后一磚一磚地消失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，沒人能說出它最終湮沒在某年某月。

　　如今，橋東和平直街出濱江路口處的北城門舊址，白鶴峰東坡祠之下，還尚存一堵被玻璃罩封存的歸善縣城城墻，供游人觀瞻。盡管人們無法觸及這青色的古城墻，但依然能傾聽到歷史的聲音。（嚴藝超）